反家暴当避免“城市中心视角”

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，公众痛心地发现，这位生于1997年、长期遭受虐待的女孩，很少向外界发出求救的声音。在为时不短的受虐待过程中，此前可能没多少人真正知道她到底遭遇过什么。
如今还能让我们对她的经历有零星了解的，不是她的朋友，也不是她家人，而是法医的尸检报告，“挫伤面积达体表总面积43%”、“长期营养不良”“遭受多次钝性外力（殴打）”“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”……这些描述，诉说着她死前的遭遇。
探访“不孕被婆家虐待致死”女子家：院内曾经营童装 邻居称公公暴躁爱喝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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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访“不孕被婆家虐待致死”女子家：院内曾经营童装 邻居称公公暴躁爱喝酒。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。
就目前看，方某洋案是极端个例，因为不孕等问题遭到种种虐待——一天最多吃两顿；动辄殴打；冬天在外面罚站，穿着单鞋或半暖鞋……尽管农村地区家暴、虐待问题时有发生，但像这样极端的，尤其是将受害者虐待致死的，仍是极度罕见的现象。时过境迁，随着现代观念普及，把女性当生育工具、对女性随意虐待的情况的确有，但如今日益减少。
但就算这类极端案例很少见，由此去更多地关注农村地区的妇女遭家暴问题，也很有必要。这倒不是说，对家暴问题非得分“城里的”和“农村的”，或者非得贴上地域标签，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农村家暴问题的特点：打着“传统”烙印的旧观念残余可能更多，家暴受害者寻求救济的难度更低……
很多资料与调研结论都告诉我们，农村地区的家暴问题比城市更为严重。前几年，全国人大首位女发言人傅莹在谈到女性权益问题时就提到，最严重的恐怕还是家庭暴力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，人大也做过不少调查研究，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。有地方妇联的家暴统计数据显示，农村家暴发生率明显，连续多年高于城镇。
这符合很多人的经验化认知：比起能了解到更多反家暴知识、知识层次相对更高的城市市民，某些农村基层地区的村民，法治观念水平没那么高，有些过时的男尊女卑、家丑不外扬等观念也容易成培育家暴的“黑土”，加上警力覆盖半径的影响，农村地区家暴现象可能更常见。注意，这不是说城市里的人们观念就很到位，而是说比较之下，农村有些村民意识更匮乏。
但现实中，身处农村的家暴受害者，在舆论场中的存在感没那么强。这也不难想见：她们并不像很多城里家暴受害者那般，懂得在网上发声维权。从很多研究结果看，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大多有些共性特征：文化程度不高，无业或者就业渠道有限，经济不独立，家庭地位较低。